《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读书不写真的会忘。
书很厚,为了方便我自己就不再另起一篇了。建议分章节查看(否则预感会滑不到尽头的感觉……😂)。

第1章 政治的必需  

政治焦虑 政治衰败

众所周知,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贫富最悬殊的地区。那里,阶级等级往往等同于族裔。 其民粹领袖的上升,如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和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与其说是不稳定的起因,不如说是不均的症状。
​ ……制度的不稳定最终仍属政治上的失败,即未能在国家和国际层次上提供恰当的管制。
​ 政治制度的发展通常是缓慢和痛苦的,必须经历漫长岁月。人类社会一直在努力组织起来,以征服自己所处的环境。政治制度一旦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便会发生政治衰败。制度的保守自有规律。人类是循规蹈矩的生物,生来就倾向于遵守身边的社会规则,并以超越的意义和价值来加固那些规则。

  韦伯在《罗雪尔与克尼斯》里提到说一些经典社会经济学理论假设的前提之一是“人类是理性的”。福山认为人类生来就倾向于遵守身边的社会规则,看来也是同意这种假设。虽然这种前提有待商榷,但似乎只有默认这种假设,才有可能获得关于“历史”、“社会”基于严格逻辑的一般性“认识”。
  这一部分等看韦伯的时候另起一篇写。
  社会经济学家的看法难逃对其自身政治立场的表达,因此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的证据应当被纳入考虑。前提是他们的研究本身具有科学的价值,而这一点则很值得怀疑。

​ 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没有较早接纳枪械以应付外国威胁,这并不是非发生不可的。最终击败他们的奥斯曼帝国,就这样做了。中国明朝的皇帝没向老百姓征收足够税金以支撑一支强大的抗满军队,这也不是无可避免的。两件案例中的症结,都是现存制度的巨大惯性。

  “制度的惯性”,在其成型的时候所具备的力量尤为重要。

无政府幻想

​ 发达国家的民众视政治制度为理所当然。这习惯可见证于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善后计划,或善后计划的缺乏。美国政府似乎认为,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政权一倒台,伊拉克就会自动回复到预设的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等到伊拉克的国家机构在疯狂的洗劫和内乱中轰然崩塌时,美国政府似乎感到由衷的惊讶。在阿富汗,美国的目标遇上同样的挫折。十年努力和数千亿美元的投资,迄今没能培植出一个稳定合法的国家。

  看到这段还是挺震撼的。毕竟福山在讨论国家构建的时候对“美国入侵别国带去先进制度”的态度还是积极的。

达到丹麦

这些制度的首次出现是因为民众发现,可借此来保护他们和家人的利益。什么是自利,如何与人合作,都取决于使政治结社取得合法性的思想。因此自利和合法性,形成了政治秩序的基础。

  所以也许可以说,西周时期森严的等级制度,或者说秩序,能够长期稳定存在是由于人们出于自利的目的,认同了西周统治者对其利益(生命财产)的有效保护。不过也许并不适用于西周,彼时距离福山此处所说的“制度的首次出现”已经历过漫长岁月,普通民众早已成为被强大势力裹挟的一方。说是认同,不如说是被迫接受。套用政治经济观点来审视个案的时候需警惕在历时性的目光中将因果倒置。

中国第一

伟人所编写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如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亨利·梅因、费迪南·滕尼斯、马克思·韦伯,倾向于认为西方经验是现代化的范本,因为工业化首先在西方发生。

  只是帮自己记一下,亨利·梅因和费迪南·滕尼斯还完全没接触过。截止目前看他们的直观感受是,马克思就不说了,涂尔干的表达像一个才华横溢但跳脱不拘的艺术家,而韦伯则像一尊由精密齿轮构建起内核的严肃铜像。

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化国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其在欧洲的浮现,则晚了整整一千八百年。

  似乎有些理解为什么福山说中国是现代威权主义还照样能在中国出书了,笑。福山在这儿简单说了一下为什么跳过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罗马、中南美洲,大致捋了一遍“古典共和政府、”寡头共和“、”君主制“、”帝国“,我觉得这段读起来格外清晰文明6实有助力!

如要研究国家的兴起,中国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因为只有中国建立了符合马克思·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中国成功发展了统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尤其是与地中海的欧洲相比。中国早已发明一套非人格化(impersonal, or impersonality, 非人格化在本书指不受基于家族关系的身份的限制)和基于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公元1年时,中国总人口可与罗马帝国媲美,而中国人口中受统一规则管辖的比例,要远远超过罗马。罗马自有其重要遗产,尤其在法律领域中。作为现代负责制政府的先驱,希腊和罗马非常重要。但在国家发展上,中国更为重要。


2022-08-17 21:41

底下无数龟

有一条政治发展的著名理论认为,欧洲因需要发动战争而建立国家。在现代欧洲的早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大家公认的。我们将看到,它也同样适用于古代中国。但在宣布这是国家形成的通理之前,必须回答下列难题:为什么某些地区,尽管历经长期战争,却一直没能发展国家制度(美拉尼西亚)?为什么在另外地区,战争似乎反而削弱了国家制度(拉丁美洲)?为什么某些地区,其冲突水平低于其他地区(印度与中古相比)?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把原因推向其他因素,例如人口密度、自然地理、技术、宗教。战争发生于人口密集、交通方便(平原或大草原)、拥有相应技术(马匹)的地区,与发生于人口稀少、深山老林、全是沙漠的地区相比,会发挥截然不同的政治影响。战争促使国家形成的理论,涉及更多更深的问题,譬如,为何某种战争仅爆发与某种地区。

我想在本卷推介一种中间理论,既避免高度抽象(经济学家的恶习),又躲开巨细无遗(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问题)。我希望重新拾起已被遗忘的19世纪历史社会学或比较人类学的传统。……这包括政治发展之所以产生的通论,以及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互动。

  看到福山说巨细无遗是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问题实在想笑,确实如此。我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也恨不得把数据尽可能拆解,并对所有细节给出尽量全面的解释。或许人们会觉得这似乎是应该的,但其实我行为背后的逻辑很模棱两可:所见的结果对应许多可能,如果我只从同位素角度其实是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结论的。但当我尝试去结合其他材料的证据(事实上不如此发不了文章),例如考古记录、动植物、古环境、体质人类学,我常感觉到所作的也只是尽可能地去将已有证据糅合。糅合变成目的而非方法,显然不够科学。
  我总是难以甩掉以下想法:我只呈现同位素结果和基础的数据解释,而提供其他方向证据的研究也当如是。最终,让具备高等级视野的学科,通过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方法,将已有的证据整合。而此处的更高视野学科显然是政治社会经济学方向。写到这儿再次觉得,考古的人其实搞不清楚自己究竟该做些什么。考古并不具有俯瞰古代社会的足够视野,这个学科纵向上缺乏政治社会经济学框架,横向上缺乏先进的数据分析理论技术,只是一个夜郎自大的半吊子。起码中国考古如是。

有个可能不真实的故事,由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转述。一位著名科学家在做有关宇宙论的演讲,房间后面有位老妇人打断他,说他是废话连天,而宇宙只是驮在龟背上的一只圆盘。该科学家反问,那龟又驮在何物上?以为就此便可让她闭嘴。她却回答:“你很聪明,年轻人,但底下是无数的龟。”

这是任何发展理论的难题:作为故事开头你所挑选的龟,究竟是站在另一只龟的背上,还是站在一头大象、一只老虎或一条鲸鱼背上。大多数所谓的发展概论,其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考虑发展史中独立的多维性。他们只是化繁为简,试图从复杂的历史真实提取出单独的诱因。他们没能将复试推至足够原始的历史时期,以解说它的起点和前提。

我把故事推得很远。讲中国发明了国家制度之前,我们必须了解战争的起源,甚至人类社会的起源。令人惊讶的是,它们不是外在的。自有人类起,就有社会和冲突,因为人类天生是群居和竞争的动物。人类的老祖宗灵长目,就在实践一种缩了水的政治。要弄清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自然状态和人类生物学,在某种意义上为人类的政治行为设定框架。生物学为支撑龟们提供一定的稳固基础,但我们将在下一章开到,即便是生物学,也不是完全固定的起点。

  终于看到标题里的龟了 (。_。)……
  他说的就是我之前想的,一部分吧。只记录就是同意。

第2章 自然状态

未完待续